用“一衣带水”形容中日关系是一种诡辩

2017年05月15日 10:57

经济观察报 近藤大介/文  笔者常年定居东京,但今天这个时候,我原本应该在北京,因为北京外国语大学邀请我担任一场演讲的嘉宾。演讲题目定为中国与日本的文化差异。这是一个非常中规中矩的题目,但我打算在演讲中抛出一个十分犀利的观点。

无论在中国,还是日本,很多人提及中日两国关系时,很喜欢用“一衣带水的邻邦”来形容。然而在我看来,这种说法纯粹是一种诡辩。虽然北京到东京相距仅2200公里,坐飞机只需要3个多小时,但据我个人感觉,所跨越的距离远不止这么多。在我看来,要从北京到东京,不是向东走,而是向西行,先越过欧洲、美国,再横跨太平洋,最终才到达日本。换句话说,中日之间的差异,相距4万公里,可以绕地球一圈。

中国人和日本人,同为黄色人种,同属汉字文化圈,接受儒家思想浸润,主食都是大米……但两者的共通之处,仅此而已。除此之外,几乎找不出其他共同点。20世纪末,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专家塞缪尔·菲利普斯·亨廷顿教授出版了专著——《文明的冲突》,立刻成为全球畅销书籍。该书将世界文明划分为9种,其中,中华文明和日本文明被划分为不同类别的文明形态。

个人以为,定义文明或文化,最关键的要素是依据地缘。中国是一个高风险的大陆国家,不知何时何地会被何方袭击;与此相对,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和平小岛。这一地理特点基本上决定了中日两国及两国国民的几乎大部分特性,且两者是截然不同的。也就是说,中国文化是男性化的,雄大壮阔、勇猛果然;而日本文化是女性化的,细腻极致。中国文化易遭受破坏,而日本文化大致保存完好。由此可以推断,中日两国之间,并没有什么一衣带水的亲缘关系——这是我打算在北外演讲时提出的观点。

然而,就在我出发去北京的前几天,那是一个周日,我正在东京的家里对着电脑写演讲稿,突然觉得眼前有点雾。这种感觉越来越明显,最后我连电脑上的字都看不清了。

我想可能是用眼疲劳的缘故吧,于是休息了一会儿,结果眼球下端仿佛涌起了一团油墨似的黑乎乎的东西,而且变黑的“水位线”不断上升,很快我的整个视野下端变得漆黑一片。

即使我平常反应再迟钝,此刻的我也觉得可能摊上大事了。于是,我赶紧给我一个在外地做眼科医生的大学同学打电话,跟他说明了我的情况,他显得比我还要惊慌不安,说道:“你这是典型的视网膜脱落的症状。如果放任不管的话,明天就有可能造成失明。星期天所有的眼科医院都休息,明天一大早,你赶紧去一家大医院就诊,立刻准备手术!”

就这样,第二天一早,我赶往位于新宿的东京医科大学医院。M大夫诊断了我的病情,他跟我同学昨天说的一样:“情况比较复杂,今天下午我给你安排紧急手术。”

我躺在病床上,静静地等待手术。我的左眼原本做过3次角膜移植,因此左眼几乎看不见。如果这次连右眼也不保的话,我可要加入盲人的队伍了。早知如此,我才懒得理会什么亚洲国际局势呢,不如学点按摩技术来得更实际——正胡思乱想间,护士通知我:“术前准备做好了。”

日语里有句俗语叫“砧板上的鲤鱼”。把活鱼放在砧板上,鱼都会做最后的挣扎,奋力逃生。然而,只有被称为“鱼中大王”的鲤鱼,却仿佛看穿了一切:“再怎么挣扎也没用的。”在砧板一动不动。

我也很希望自己像“砧板上的鲤鱼”一样,无奈我生性胆小,浑身不住地颤抖。我的脸上盖了一块医用布,仅右眼部位开了一个孔。在涂抹了碘酒消毒后,医生将麻药注射进我的眼里。

眼部手术最艰难的地方在于,不能做全身麻醉,因此整个手术过程中,意识都是清醒的。但是,医生交代我:“脸部和眼部哪怕是1毫米都不能动!”所以,我就像忍受酷刑一般,非常痛苦。

就在M大夫在我的右眼里动刀子的时候,我在朦胧之中,回想起这次视网膜脱落前前后后的事。

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有好几件事。我已经半年多没去北京了,有很多中国的朋友和故人我都很想约见。然而,当我掏出手机,准备通过微信或是邮件,告诉他们我将要去北京的消息时,我的手突然感到无力,连字都打不了。为此,我好几次推迟了发送,心想:“算了,明天再说吧。”

5月份,我打算采访两场亚洲的国际会议。然而,这两场国际会议的采访申请,我却怎么都通过不了,也不知道是电脑出了什么问题,还是其他什么原因。迄今为止,我成功通过网上申请获得了很多国际会议的采访资格,但这种事还是头一次遇到。

此外,一般情况下,我未来一个月的行程都安排得非常紧凑。唯独5月,除了上面提到的两场国际会议,需要去海外出差,其余时间我几乎无事可做。

我还联想到许多类似的事情,这些现象无一不在告诉我,这个月我注定要经历一场变故。也许,这些事只是单纯的偶然现象的叠加,但太多的偶然可能就是一种必然。

命运论是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。古代中国的道家认为,人的命运在出生时就已注定;然而,儒家主张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与钻研,开创自己的人生。两者之间的争辩,直到21世纪仍无定论。

日本的教育基本上是一种儒家教育,强调成败取决于自身的努力。很长时间以来,我都没有怀疑过这一点。

这一想法发生动摇是在距今大约15年前,我邂逅了一位被称为“永田町之母”的女性。永田町是东京的政治中心,其地理位置相当于北京的中南海。这位被称为“永田町之母”的女性,对从道家文化发展而来的中国古代的占卜之术,有着很深的造诣。据说,她因此可以准确地知晓人的命运。

起初,我并不相信她说的话。然而,她不仅知道每个政治家在下次选举中能否当选,甚至能准确地预测出下一任内阁大臣是谁,而且百发百中,这就不由得我不信了。2008年夏天,她告诉我:“今年年底,你将会受很严重的伤。”果然,当年12月,我不小心撞到了移植过角膜的左眼,遭遇了失明的大难,在医院住了2个多月。出院后,我去拜访她,问她是怎么知道的。她淡淡地答道:“中国古代哲学启示我们,人的命运在出生时就已注定,我只不过是把你的命数告诉了你而已。”后来,“永田町之母”退出永田町了。据说是因为她的预测太准,得罪了一些政治家。想来,那些被告知“下次选举,你会落选”的人,一定很气急败坏吧。

人的命运在出生时就已注定的话,一个国家的命也一样吗?那中日关系的未来呢?有意思的地方在于,相信命由天定的命运论,与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互为表里,遥相呼应。20世纪的物理学,诞生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这两种伟大的理论,而在21世纪,超弦理论的出现试图整合这两种理论,并逐步发展起来。一般情况下,我们认为人类所生存的世界,是由长、宽、高这三维空间加上时间所构成的四维空间,但超弦理论指出,世界实际上是11维时空。换言之,还有我们肉眼看不见的“七维空间”存在。这其中,说不定正隐藏了决定人类命运的关键因素……“近藤先生,手术顺利完成了!”

M大夫的声音,从黑暗深处传来。这一瞬间,我的脑海中浮现了8个汉字——大难不死,必有后福。这句话,也是古代中国遗留下来的哲思!